历朝历代的历史证明了一个道理:识时务者为俊杰。
时代发展需要什么,具备了这个发展所需要的才能,方会脱颖而出,抓住施展才能的机会,方能成就自己的圣贤事业。本朝一百多年来,社会精英基本上都要进士出身,不通过进士这个门槛,即便有一肚子学问,也只能沤烂在肚子里。
要学习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六艺,对照国家当前的形势,射和御的需要最为紧迫。
从鞑靼草原游历归来,王守仁一直比较关注边境局势,几年来,鞑靼草原,号称大可汗的小王子,纠集火筛等各部落,从东到西,对大明边境进行无数次的游击性侵扰。
朝廷《邸报》边境动态栏目上除了边患,就是捷报。如果动脑子想一下,就会猜到这种所谓捷报的含金量。既然边军连战连捷,敌寇怎么会屡败屡战?敌寇大事抢掠,满载而归,那就是得胜而归。边军不过是以敌人逃跑为胜利罢了。
鞑靼人战术是游击性质,鞑靼人生活是游牧性质,他们没有固定的老巢。这几年来,明军只有一次号称大胜的进攻性战斗,但那不过是围歼了小王子的一个留守窝点,歼灭了四百多鞑靼兵。朝廷为了表彰这久违且难得的胜利,指挥官加官晋爵,但小王子有生力量没有丝毫损伤,不久,他们便对大明边境进行了报复性的烧杀。
王守仁从仓廪实知礼节这一层考虑,知道野蛮部落虽然野蛮,但是他们的侵边战争与大明朝廷屡屡拒绝他们的贸易要求,甚至封锁日用品的出口有关。
不过,这不是遭受侵略的借口。
恩准贸易是大明的仁义,拒绝贸易是大明的权利。作为大明,即便我们是礼仪之邦,武备要常备,军弱遭敌凌。有实力做后盾的礼仪,是自信的礼仪;没有实力的礼仪,是自欺欺人的礼仪和虚张声势的礼仪。
王守仁常听人说起,皇帝他老人家常常操心的事:一是人祸,人祸就是边患;二是天灾,天灾有河患、旱灾和地震。
王守仁要为皇帝他老人家解忧,要赴国难,就要学好六艺中的射和御。
射和御是武备学问。武备学问,有形的骑马射箭是一种技术学问,无形的用兵布阵是一种智慧学问,都是生存学问,以智慧操纵武力,以智慧制止暴力,武备不是为了战争,而是为了威慑和防备战争。
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,武备是自强不息。
国子监的射圃操场不专业,兵部下属的武学有专业的射击场,有军事课程。武学的教材除了“四书五经”,还有《武经七书》《百将传》,训练课程有骑射、剑弩、火攻和战阵等。
国子监有王守仁的同学倪宗正和张仲春,三位举人经常到北京武学蹭课。
王守仁听了两次武学课,就失去了听课的兴趣。来武学的目的只有两个,一是到演武场骑马射箭,二是为了二十五卷本的《武经七书》。孙斌很帮忙,武学尊经阁对王守仁全方位开放。
王守仁和倪宗正、张仲春,与所能接触到的所有对军事感兴趣的朋友讨论、切磋、争论、交流、试验,一起布阵,一起破阵!
王守仁有一个疑惑,《论语》教他“仁”,《大学》教他“正心”,《中庸》教他“诚”,《孟子》教他“义”,娄一斋教他“敬”,《武经七书》中说到战争战术,处处离不了一个计谋,这和《道德经》所说的也很一致。
《道德经》说治国用“正”,具体说就是一个“仁”字;用兵以“奇”,具体说就是一个“诡”字,那就是“诡计”。
作为一个诚实的人,要运用这些阴谋诡计,而且做到笑里藏刀,脸不红心不跳,王守仁自认为,还需慢慢磨炼。
王守仁满心在研学《武经七书》,琢磨绥靖边境的对策。
为了边境安定,剿抚鞑虏,王守仁探索是否可以胡萝卜与大棒,大棒就是严整武备,胡萝卜就是输出文明,在野蛮人中传播文明,传播中华文化,比如办一个草原儒学院之类的机构,用仁义礼智信来对野蛮人进行洗脑。
有没有这个先例呢?应该有!
鞑靼的先辈们曾经窃据神州大地,但是中华文化一脉相承,并没有灭绝,这就说明前朝这个残暴政权并没有能灭绝中华文化。
不管是学做圣贤,还是为了应对科举考试,王守仁都要做一门功课,就是把中华文化从古到今,拧成一条绳,从前到后把它捋顺理清。
自伏羲到周文王、周公,到孔子、孟子、曾子、子思,一直到宋代的二程、朱熹,再到大明,这中间的元代不能断代,王守仁搜索资料,元代有大儒,一是中原的许衡,二是江西的吴澄。
许衡曾经当过元代的国子监大学校长,专门教授鞑靼子弟“四书五经”。查到这个资料,给王守仁开办草原儒学院的想法浇了一盆冷水,却对他的进士考试大有帮助。
这年年十月,王守仁、倪宗正和张仲春三人为当年新举人谢迪举办接风宴。谢迪为了参加明年的会试,提前来京投奔哥哥内阁大学士谢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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