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皇帝决意诛杀贺人龙,并非是心血来潮或者说受旁人蛊惑。
在孙传庭入狱这三年里,先后已有两任大员被老贺坑死,这还不包括其他一些品级较低的文官。
人们有理由相信,如果放任贺疯子再这样继续疯下去,煤山战神坑死大明文官的记录,很有可能会被这位兄弟追平甚至超越。
或许是出于保持不败的初衷,也或许是单纯嫉妒贺总兵辉煌战绩。
总之,朱由检决定让贺人龙去死。
毕竟在此之前,皇帝给过贺人龙两次机会,让他痛改前非,戴罪立功。
顺便多说一句,相比对文官的刻薄寡恩,崇祯皇帝对手下一众武将可谓是极度宽容。
崇祯一朝,文官一言不合要么被抓,要么被杀,而武将闯下大祸,基本都可以选择“戴罪立功”。
比如贺人龙,朱由检已经让这厮“戴罪立功”三次了。
这次,崇祯动了杀心。
关键时候,孙传庭不忘为他老部下求情,上疏皇帝:
“贺人龙是臣的旧部啊,此人性情粗犷,骁勇善战,曾为大明立下赫赫战功,乞求皇帝陛下念在他劳苦功高的份上,能赦免他的死罪,让他戴罪立功。”
朱由检拒绝再三,最后终于很不情愿的答应,同意放贺人龙一马,让贺疯子第四次“戴罪立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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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督师计划二月份驰援开封,在此之前,督师须先整饬京营。
不用说,这个请求,被皇帝果断拒绝了。
朱由检倒不是担心孙传庭会效仿袁崇焕故事——借练兵之口进入内城。
孙督师看起来要比袁崇焕老实得多,至少口音要比袁蛮子标准。
户部粮饷匮乏,南直隶去年拖欠的漕运粮迟迟没运来,今年的夏粮遥遥无期,皇帝也没钱。
卫戍京城是一回事,整饬操练又是另一回事,每日人吃马嚼就不是个小数目,朝廷不愿也无力承担这笔额外开支。
不论是崇祯皇帝还是六部堂官,都想尽快把京营丘八们送到河南,一战剿灭流贼,皆大欢喜。
孙传庭虽为外臣,对京营情形却颇为了解。
他久经战阵,又操练过亲军,知道强军是什么样子。
很显然,皇帝交给自己的这支兵马,不是强军。
他怀疑带着这群乌合之众奔赴开封,估计还没遇上李自成,八千兵马便溃散大半了。
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。
京营建制创立于永乐年间,分神机营,三千营和步军营,统称三大营。
早期颇有战功,战力极强,算是精锐中的精锐。
“永乐十二年,成祖自统京营兵出土剌河击瓦剌,宣德三年,宣庙自领铁骑出喜峰口击兀良哈,此京兵之出征,见于国初者也。嗣是而后,正统九年,成国公之御太宁朵颜;成化二十年,余子俊······凡此皆用京营兵也”(注1)
明中叶以后,京营日渐崩坏。
崇祯二年,李邦华任京营提督,发现京营“十万大军,实际仅存一万七千”,且“全无号令,不谙步伐”。火器“点放不齐,仰天虚发”,军中紧缺的战马也“不可问”,装备被士兵私自贩卖。
来京共同操练的班军(注2),从以前的十余万变成“五千三百四十二”,就连戎政府的储备银也被人盗窃一空。
李邦华提出“一补军伍,一精练拔,一清占役,一节马差,一省马军,一;练神器,一习飞石”的改革方针,势要一改本朝之积弊、还天子一可战之军。
己巳之变后,襄城伯李守錡诬陷李邦华,将其驱赶下位,至此,京营越发糜烂。
崇祯十七年,李自成率闯军攻打京师,京营竟不敢向闯军开炮,只把炮口朝天一阵乱轰,而后便迅速投降。
固若金汤的北京城守了一日不到,便被闯军攻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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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传庭力争之下,皇帝勉强同意给二十天时间,让他“整饬兵马,努力练兵,而后卷甲出关,毋得拖延!”
二十天时间,又要整饬军队,又要协调粮饷,还有筹划行军路线,更别说每日迎接同僚们给他的送别····
孙传庭虽然年富力强,然而杂务堆积在一起,急如星火,又是刚从诏狱出来的人,只三天工夫,便体力不支,支撑不住了。
幸好还有大孝子孙世瑞。
孙世瑞借口父亲病倒,哭泣着跑到崇文门,不顾守门太监的阻拦,跪拜宫门、击登闻鼓。
孙公子以一介布衣,请求皇帝能给他个一官半职,让他效命军中,随父同行,照料父亲饮食起居,帮孙传庭分担些杂务,以成全自己的拳拳孝心。
在这封写给皇帝的奏章最后,孙世瑞这样写道:
“乌鸟私情,愿乞终养。小人之辛苦,非独京城仕女及南北镇抚司所见明知,皇天后土实所共鉴。愿陛下矜悯愚诚,成全小人微志,随父出征,生当陨首,死当结草····”
京师的御史言官们被孙世瑞的孝心感动,纷纷上疏崇祯皇帝,代为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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