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远莫要小觑,任何一个人,对于趋吉避害的本能。
朱厚熜才刚刚提出苗头,还未将事情缘由全部道出,就有两位国公率先请求致仕。
如果说张仑不过是简单辞官,那徐光祚之言,无疑便是感人肺腑。
其言功归历代皇帝与自家祖宗,然后大包大揽,表示自己真是无用之辈,是皇帝错爱。
甚至不惜拿出当日刘宸、刘宠、赵鐩等辈游荡京郊之耻进行揽过,证明自己确无大用,乃绝世废材一个,实在是皇家恩典太重。
若不是朱厚熜有意让其为枪,只怕是真的一口答应下来,清除这些蠹虫硕鼠。
然而朱厚熜深知,这一切急不来。
就算京营真的烂的一塌糊涂,朱厚熜也不能在此时前去碰。
一则根本无力整改。
二则无钱整改。
三则眼下事情太多,不能想着硬件软件一起抓。
眼下最重要的,还是将体制问题,先给解决掉!
经过数日批阅奏本,以及阅览政务典籍,朱厚熜发现很明显问题,那便是基层力量不够。
且地方官与京官、部堂官与佐贰官两极分化太严重。
虽然皇权不能下县,但地布政使司、府、州、县自主能力太强,而且屡屡有跟中枢分庭抗礼之势,若非还有其他掣肘,此时恐怕早已成为一方诸侯。
但奇怪的问题又出现了,这些地方官自主能力很大,但却基层能力不够。
根本无法将手伸进各乡、里、甲,反而里、甲等大户地主,隐隐又有挑战官府的意思。
这也是朱厚熜思来想去无法释疑之事。
里、甲无兵无将,手无寸铁怎会惧怕地方大户,以至于连年拖欠赋税?
尤其苏、松等地。
光苏州府在洪武三年便逋赋石,建文时抵达百万之巨。然而永乐十三年到十九年,短短几年之内,苏、松欠税粮不下百万,后面数年拖欠亦不下百万。
尽管朝廷重赋政策的执行者采取了一切措施,横征暴敛,但超过人民供办能力的赋额,在百般敲剥之下,每年仍有数十万石拖欠下来。
宣德五年,松江府额定起运米石,但实缴纳只不过石而已,不到总定额六分之一。
苏州府宣德四年,应交南京各仓,及百官俸米余石,可到次年“才纳得七万一千有奇”。
自宣德元年至宣德七年,苏州一府累计赋高达790万石,周忧巡抚江南“阅籍大骇”。
当时苏州府每年,应交纳税粮总额是277万石,可见每年实收税粮额只是应纳额的一半。
松江府岁征120万石,“然岁征曾不及半”,情形相同。
故时有谚云:“朝廷贪多,百姓贪拖。”
洪武、永乐、宣德三朝,考成严厉,官吏督催不可谓不力,因税粮缺额而革职查处者也不在少数,税粮通欠仍然如故,甚至历年叠加,说明其时的赋税定额,与地方百姓的交纳能力存在着,无法消除的距离。
难怪时人杜宗桓云:“徒有重赋之名,殊无重税之实”。
难不成真是当官照顾自己桑梓?
或是百官官官相护,托请带话给地方官,让其宽容?
或是见人朝堂有人,而不敢得罪诸如此类?
然而明代遵循异地为官制度,根本不大可能,存在所谓的照顾桑梓,更犯不上为他人,放弃自己政绩,世上没有如此好的官僚,更没有如此蠢的官僚。
哪怕吩咐之人是自己父亲,但在前途之上,其有所抉择。
起码而言南方官员在北方收税便挺好,虽然依旧屡有拖欠,然远不及如此巨额,且连年拖欠。
反倒是北方官员,去了南方能够收足一半,已然是泼天大功。
别人在自己家乡刮地皮,自己却对仇人家乡客气?
这怎么也无法说得过去。
更兼之明朝地域分化严重,常常一个村就和另外一个村不合,乃至于械斗皆非不可之事。
是故南北官员,素来便是分外眼红,何谈照顾一事?
再言,南人在北京有高官、六部、内阁,难道北人在北京便没有勋戚、内阁、六部、内廷不成?
还需给面子南人?
可偏偏事情就是如此令人迷惑,苏松等地不清逋赋税,且还是持续,从未缴纳满额,乃至不交。
当朱厚熜仔细看了一下奏本,大概猜测,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体制有问题。
亲民官碍于体制,无法下乡,所收缴赋税、丁差惟有靠里、甲这些人,可这些人无一不是本地地头蛇,官府若敢强逼,只怕这些人当场揭竿起义。
毕竟地方又是宗族制,登高一呼,随从者必然不少。
一旦有了民变,就算亲民官收缴再顺利,最后依然逃脱不了国法惩戒。
至于南人到北方为何不惧,朱厚熜尚不清楚,但从北方起义次数来看,恐怕于此事也不无关系。
当然,这一切只是朱厚熜高屋建瓴的推测,并未有任何实证证明。
但有一点可以确认,以明朝现在体系而言,已然属于超负荷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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