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代武举之事,乃吴王元年始议,朱元璋开国定鼎,洪武二十年准礼部所请,设立武学,开设武举,武将、勋戚子弟皆可参加。
天顺八年,朝廷令天下文武官员,各自举荐通晓兵法,智勇出众之士,参加各布政使司抚、按、三司,直隶巡按御史考试。
中式者,则入兵部会同总兵府在帅府,参加下一轮考核,其中有策略,与校场比较弓马,这也是一个合格武将,必备技能。
其中需答策论两道,骑射需中四矢,步射只需两矢,即为通过,若是骑射、步射只中标准一半则,次一等,能否晋级全看通过者有多少。
成化十四年,朱见濡听从汪直决定,方才设立武举乡试、会试,规程制度同文科一般。
但这些武举,皆未有定准时间,由是朝廷武举时有时无,全凭朝廷何时想起,何时再行开科取士。
直到弘治六年,朝廷定制,武科六年大比,惟重策论,策论不过者,无须再试弓马,后弘治十七年改,同文科一般,三年一次大比,试后也如琼林宴一般,会赐宴武举进士。
由于正德年间武备松弛,朱厚照有好武为乐,故而正德十四年再改,武举初场即比骑射,以三十五步为标准,第二场步射,以八十步为标准,第三场才论策略,与文试乡试一般,凡遇子、午、卯、酉之年,即举行乡试。
明良元年,即壬午年,乃规定武举乡试时间,唯恐朱厚熜忘却,故而彭泽再次提及。
武举之事非同小可,亦如文试一般,属于抡才大典,只不过规模以及热闹程度,和选出人才无法与文试相比罢了。
这也是正常情况。
毕竟明朝是以政治治国,而非靠武力治国。
明朝外患虽然不断,但双方不过半斤八两,谁也无法一口气吃掉对方。
长持以往,武德方面,自然而然逐渐松弛,能够出名的武将,自然是少之又少。
再加上,明朝自从洪武大案之后,向来武将不干涉政治,即使有也是极个别,这也导致名声极少为人知晓。
但废归废,朝廷应有的取材,还是不能缺少。
这是给天下武士,昭示皇恩浩荡,谁也不能无视。
虽然彭泽与杨廷和相交莫逆,杨廷和更是彭泽当年举荐恩主,但在如此大是大非情况之下,朱厚熜也没有拒绝,欣然点头:“大司马之意甚好,即命天下武子,参加今科武举乡试,来年同文科一期大比!”
武举之事,倒是没有引起众人反抗之意,群臣无所不应,拱手低眉答复朱厚熜:“我主圣明!”
朱厚熜把手压了压,然后说道:“今朕登基半年有余,欲阅京营,你每以为如何?”
杨廷和与群臣面色尽显为难之色,只得支支吾吾道:“陛下刚刚践祚,朝廷一应大小事务,尚未理清,又加上新议新政,不若明年阅武如何?”
朱厚熜听后脸色大变,环顾午门之内群臣,厉声质问:“怎么了?难道是有人不想让朕执掌兵权?”
“陛下何出此言?《左传》有云:「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。」又曰:「惟器与名,不可假人。」
圣祖皇帝定制,兵部掌天下官军升迁、训练、任命等诸政令,且政令通行需圣旨允许,方可执行。
而协理军营戎政,止负责掌管京营操练等事,不涉及调动兵马诸事。
至于军旅之事,皆由五府掌管,各领其都司、卫所官军,各府掌印、佥书等重职皆由皇家心腹勋戚所领,偶有老将,但不及十分之一,至于臣等文臣,更从不涉及,岂有掣肘圣人执掌兵权之言?”
众人诚惶诚恐,谁也不敢担此重言,若皇帝将猜测当真,岂非逼着皇帝动杀心?
这一刻没人敢心情敢放松。
明朝但凡过于触碰兵权的,现在尸体全部凉凉,更何况其他人?
遂全体官员不约而同起身叩拜于地,随后异口同声,对着朱厚熜解释。
朱厚熜也知道众人被吓得不轻,于是便放肆大笑:“你们休要过于紧张,朕不过是说笑而已。”
“陛下乃一国君父,金口玉言,伏望我主圣明天聪,切勿与臣等说此等笑谈。”
群臣再次叩首,以求朱厚熜说话三思,慎重。
朱厚熜摆了摆手,继续笑着说:“诸卿之言,吾以悉知,你每快快请坐,还请将事情缘由道来。”
众人重新落座,最后将目光投放在兵部尚书彭泽身上,彭泽避无可避,只好咳嗽一声之后,便开始奏对:“陛下有圣睿之资,欲革除弊政,臣等不胜欢喜,然天下之事,繁杂不堪,戎政之事,更是一等。
故而孔子云:「天下有道,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;天下无道,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」
京营建制,始于府兵之制,而府兵之制,则在于‘居重驭轻’之策。
此可在府兵兵力布制,足可看出,自贞观十年,天下十道共置六百三十折冲府,而京城一道却设有折冲府二百六十一。
据《新唐书·卷30·兵制》载,关内右翼,与盛唐龙起之地河东道,有一百七府,上府一千二百人,中府千人,下府八百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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