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哥廷根大学学报》1833年8月刊头版头条《送施腾达尔的俾斯麦》
作者:亚瑟黑斯廷斯
我年幼时就爱学习。但因为我是约克乡下出身的雇农,家中贫穷,父母早逝,无法得到书来看,只能常向约克当地藏书的人家求借,亲手抄录,约定日期送还。天气酷寒时,用炭灰自制的墨水冻成了坚冰,手指不能屈伸,我仍不放松抄书。抄写完后,赶快送还人家,不敢稍稍超过约定的期限。
因此乡人认为我守信,大多肯将书借给我,我因而能够看各种各样的书。已经成年之后,更加仰慕圣贤的学说,又苦于不能与学识渊博的老师和学者交往。我曾快步走到十几英里之外,手拿着书籍向附近教区牛津大学毕业的牧师求教。牧师德高望重,乡人、信徒挤满了教堂的祈祷间,他的言辞和态度从未稍有委婉。
我站着陪侍在他左右,提出疑难,询问道理,低身侧耳向他请教。有时遭到他的训斥,表情更为恭敬,礼序更为周到,不敢答复一句话。等到他高兴时,就又向他请教。所以我虽然愚钝,最终还是得到不少教益。
后来,我继承了远房叔叔的财产,于是萌生了去伦敦求学的念头。为了能够省点钱,我背着书包从约克步行出发,把鞋后帮踩在脚后跟下,行走在深山大谷和荒芜的平原之中,寒风凛冽,大雪深达几英尺,脚和皮肤受冻裂开都不知道。
到达伦敦以后,脚上到处都可以看见水泡和伤口,四肢关节僵硬的不能动弹,只能从旅馆的服务生那里求了点热水灌下肚,用被子围盖身上,过了很久才缓和过来。初到伦敦,我交不起伦敦四大律师会馆每年300镑的学费,幸而听到伦敦大学创建的消息,那里的每年学费仅收13镑6先令,这才有了容身之处。
在伦敦大学刚入学的时候,我每天只吃两顿饭,有时候只有一餐,没有下午茶,更没有什么新鲜肥嫩的美味享受。合住的同学有不少都穿着锦绣华丽、用南京布做成的衣服,戴着高顶礼帽、饰有银纽扣的牛皮腰带,胸前的口袋里挂着带金链子的怀表,左手拄着托马森牌的手杖,右裤兜备有吉龙克斯的鼻烟壶,看起来光彩鲜明,如同天使圣徒般光辉璀璨。
我却穿着旧棉袍、破衣服处于他们之间,然而,我的心底毫无羡慕的意思。因为我的心中有足以使自己高兴的事,所以并不觉得吃的、穿的、享受的不如人家。杰里米边沁先生发现了我的情况,评价我好学,每次到学校演讲都要询问我的学习进度,遇到不懂的地方也耐心给我讲解,于是我的学习终于慢慢走上了正轨。现在想来,我的勤劳和艰辛大概也就是这样了。
如今我从伦敦大学毕业许多年了,虽然没有什么成就,但所幸还得以置身于自然哲学研究者的行列中,承受着国王陛下的恩典,追随在内阁大臣们之后,厚颜负责哥廷根大学的教学工作。王国议会的绅士们将我看作顾问,愿意咨询我的意见,在学术界偶尔也能听见称颂我姓名的论文。我这样才学平平的人都已经得到了如此的荣耀了,更何况那些才能超过我的人呢?
如今的学生们在哥廷根大学中学习,享受着王国政府的补贴政策,父母每年都赠给冬天的皮袄和夏天的衬衫,没有冻饿的忧虑了。坐在高大的屋子里面诵读书本,没有奔走的劳苦了。教授和讲师都是德意志各处的博学者,这些博闻强识的博士们来当他们的老师,从没有询问问题而不告诉的,求教而无所收获的了。凡是应该具备的书籍,都集中在学校的图书馆当中,不必再像我这样用手抄录,从别处借来然后才能看到了。
因此,学生们当中如果有不精通于学业,品德没有养成的,如果不是天赋、资质低下,就是用心不如我这样专一,这难道可以说是别人的过错吗?施腾达尔的年轻人奥托冯俾斯麦,在哥廷根大学已经学习三个学期了,然而始终不得要领,在学校当中时常能听见关于他的恶语。
我刚到哥廷根大学的时候,俾斯麦由于不理解学习的好处,曾经屡次用后学的身份挑战我。我于是将我的这些经验传授给他,耐心的告诉他学习的要素。俾斯麦渐渐觉悟后,对于学习有所明悟,于是以晚辈的身份来拜见我,还写了一封长信作为礼物。
信件的文辞顺畅通达,同他论辩,言语温和而态度谦恭。他说自己先前对于学习不是很用心、也不刻苦,甚至一度达到了将要辍学的地步,这是由于不了解学习的妙处。他将要回家拜见父母双亲,表明自己改正学习态度的心志,所以我今天特地写了这篇文章,将自己治学的艰难告诉他,勉励他能够继续进步。
如果有人说我这篇文章是在勉励自己的学生努力学习,这确实是我的志向。如果那些喜欢嚼舌根的人,背地里诋毁我,认为我在夸耀自己早年的求学经历,以便在年轻人面前骄傲,这样的人难道真的能算是了解我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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