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以食为天，肚子在中间，这话不假。
但宁卫民也不光只在意口腹之欲，变着法儿在餐饮生意上打算盘。
精神文明建设他一样也没撒手。
这次他是从法国回来的，虽然没有再带回来什么国宝重器，但他买下了两个电影制片厂的片库，手里掌握了数千部欧洲电影、电视剧，还有纪录片和卡通片的版权。
正好可以满足国内广大观众精神食粮匮乏的需要。
所以借着松本庆子《李香兰》6月14日在内地公映一事，宁卫民靠着自己老婆的面子，也搭载顺风车再度与电影局领导和中影放映发行公司的领导相见。
并且当面提出了自己想要和国内电影行业一些相关单位合作的方向。
按照宁卫民的想法，除了希望电影局和中影能给他手里的那些外国电影发个“特许通行证”之外，也希望两家单位的领导们能为他和他们的下属单位合作穿针引线，介绍撮合。
具体说来，他是想把自己买下来的这些欧洲电影，从中挑出一些票房成绩较好的，已经证明了商业价值电影，或者那些由名导来导演，有大明星出演的影片，先拿到国内来，让译制片厂译制成中文。
然后把那内容符合国情，能够通过审查的电影，在内地影院上映。
而这些影片的发行和上映模式，他愿意完全按照国内对于国产片的现行政策来。
自己只赚卖拷贝的钱，和发行音像制品的钱，而放弃分享票房分成的权利。
至于那些受政策限制，没法通过审查的电影，其实也不会浪费。
他想无偿赠送拷贝给国内各大电影学院，戏剧学院，作为内参影片和内部资料。
以此来帮助国内电影行业的学子们提高专业水平，也算是为国内电影行业了解欧洲电影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途径。
说实话，尽管宁卫民提出的这些建议是他充分考量到互惠互利的需要，完全建立在有利于国内电影部门的角度提出来的，而且非常尊重中影放映发行公司的利益，主动放弃了最大的票房蛋糕，但他还真没抱太大的希望能把事儿就这么办成。
毕竟国内体制的诸多限制和运行特点他还是了解的。
像这么大的事儿，没有霍司长这样有分量的人从众作保，为他背书，估摸着很难办成。
所以他的建议也就是起个投石问路的作用，初衷只是想探探领导们的口风。
如果对方不反对，表示出有这种愿意合作的倾向，他再去真正的努力，想办法去落实。
对方没有这个意愿的话，他暂时也不会强求，能办成多少办成多少，能办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。
他有的是耐心，不介意等到国内电影行业改革，时机成熟的时候。
毕竟目前日本市场还能为他托底呢。
可结果没想到，他就像走了狗屎运一样，这些建议一提出来就当场获得了几位领导的积极响应和肯定。
几位领导的反馈居然是相当的热情，甚至有点迫不及待，马上就询问他具体的实行计划，时间安排和打算投入的资金，完全是一副希望尽快着手落实这些事儿，巴不得展开相关合作的实干派风范。
这完全出乎了宁卫民的意外，什么时候国内的效率这么高了？
这种不合常理的情况简直让他懵圈儿。
但他毕竟是个机灵人，没多久，他就从双方的言谈话语中有点搞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。
敢情不为别的，就因为近年来国内电影市场滑坡的很厉害，已经快让国内许多以电影为业的机构的单位到了吃不上饭的地步了。
别看都是衰落，可国内的情况比起日本来，还要恶劣许多。
实际上，从1984年开始，随着电视机的普及，国内的电影观众就开始减少。
随后，录像机的推出和优秀影片的匮乏，又进一步导致电影观众大量的流失。
仅1986年到1987年这一年间，全国电影观众观影人次就减少了三十一亿。
几乎是突然之间，国内的电影市场就从盈利变得入不敷出。
各地影院都陷入了难以维持的局面，这让负责国内电影发行的中影措手不及，完全被打懵了。
怎么筹钱，能让这些电影院按时把工资发出来，成了时下最让电影局和中影放映发行公司头疼的问题。
而且常言道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。
电影院的不景气，也间接把影响传导到了电影制作部门。
其中最惨的就是负责译制外国电影的译制片厂。
尽管八十年代中期还是译制片厂的鼎盛时期。
无论是在演员构成上，还是在厂子制度上，都几近完美。
拿“上译”来说，第一代配音演员正值壮年，技术一流。
第二代配音演员经过十年的磨练后已成为中流砥柱。
这个时候，他们无论译制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，都能做到在不仅仅是翻译，而是原有文化背景上，恰如其分的再创作，让审美更贴近国内观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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